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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朱大可  :圆明园灰烬，比石头更沉重
         
        圆明园是巨大的建筑拼盘，所有中世纪花园的总和、以及帝国花园狂欢的历史巅峰[1]。它征用了大量花园的蓝本——安澜园、寄畅园、如园、鉴园、狮子林等所有江南园林，加上由郎世宁等人设计的法国宫廷花园的摹本，混搭着东方和西方花园的诸多元素。皇帝在花园美学上的这种开放性，超出了我们的文化想象。雍正、乾隆和咸丰这三代皇帝，都热衷于花园话语的复制、抄袭和拼贴，显示其利用权力全盘吸纳汉文明的野心。通古斯人是汉文化遗产的采集者，他们延续了把珍兽放养在后院的习惯。圆明园就是这样的复合型文化圈栏，但它并非用来安顿野兽，而是用来寄养那些著名的南方名园。
        
        圆明园里的那些园中之园，是空间的叠加。也是南方土地的象征。对它的占有慰藉了满人，令其产生占有南方文明的幻觉。他们象征性地践踏自己的领地，在其上居住、行走和纵欲，犹如它的亲密主人。这是权力象征游戏的一部分。皇帝及其家族在其间展开政治自慰。不仅如此，那些洛可可风格的建筑、路易十六时代的家具，以及自鸣钟、怀表、眼镜和钢琴之类的精细器具，还令其产生出拥有世界的幻觉。花园是帝国地理思想的逻辑起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地图，无法改变这种顽强的国族想象。
        
        这是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全面采集。花园与女人的古老逻辑关系得以延伸。咸丰皇帝，也就是慈禧的丈夫，在各地广征美女几十名，藏纳于圆明园内，分居在各个亭馆，其中最宠幸的有四人，咸丰赐其芳名，分别叫做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和海棠春，俨然是妓女的艺名，而圆明园的另两座邻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则更像是民间春宫的称谓。而事实上，它的确是皇帝及其亲属的私人妓院。为了维系血统的纯粹性，满人拒绝汉女入宫，于是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夏宫，就成为一个情色外延的驿馆，用以储藏汉族美女，为皇室成员的合法猎艳提供场所。
        
        除了那些美艳欲滴的女人，花园的物架上也陈列着年代悠久的玉器、瓷器和青铜器，此外还有朝珠、丝袍、绣襦、佩饰、字画和碑帖，其珍奇性和大数量，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入园抢劫时才曝光于天下。这是一切东方想象的焦点。狂热的征服者，意外地打开了梦寐以求的宝藏。那些宝物从前被汉明王朝弃置于库房，而后则成为通古斯人建构享乐空间的道具。它们玉立在紫檀木的支架上，散发出温润而幽远的气息。这也是一场浅薄的修辞运动。宝物和美女构成了一种密切的对喻关系。它们互相喻指着对方，又互相成为对方的所指，在狂欢的语境里，共同书写宫廷乌托邦的辞章。
        
        
        咸丰皇帝坐像：那些美丽的事物是剧毒的，它们瓦解了征服者的意志
        
        花园的主人从一座花园走向另一花园，穿越了不同质量、体量、语法、风格和气味的空间。这是组合型空间的魅力，它制造了跨越时空的幻觉。为衔接庞大的组合空间，复杂的亭式长廊被打造起来，成为迷宫里的结构基线。在敷设这些基线的进程中，花园的时间悄然涌现了，这其实就是迷宫的时间，每一条长廊和交叉小径，都延展了狂欢的刻度，向无聊的皇帝颁发岁月通行证。与其说那些长廊通往不同情妇的卧榻，不如说是通往那些密不可知和令人期待的未来。这是私人幽会的未来，也寓示着帝国的昏暗前景。
        
        然而，正是在奢华的花园，汉人的历史病毒迅速传染给了通古斯人。女人和珍宝只是腐化的开端。汉人的花园语法，越过秦汉以来的历史记忆，开始腐蚀通古斯人，把强悍的猎人帝国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王朝。就在圆明园营造的鼎盛时期，骠悍的通古斯人迅速虚弱下去，被汉人的园艺、美女和珍宝所败坏。那些美丽的事物是剧毒的，它们瓦解了征服者的意志。汉人先弄衰了自己，继而又弄衰了满人。这是历史自我转轨的诡异手法。圆明园极尽奢靡和豪华的风尚，变成腐化的中心，并且逐渐向外扩散，令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都变得病入膏肓。
        
        早在夏商周和先秦，花园就已成为帝国的毒药。无数朝代断送在花园的废墟里。这方面的例证，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楚国与秦朝，还应当包括隋帝国和五代的几位君主，如此等等；就连历史学家最为青睐的盛唐，都差一点被玄宗的温泉花园（骊山温泉宫）所断送。温暖的泉水和丰腴肥润的妃子，从两个不同的向度，软化了皇帝的野心，令其沉迷于歌舞声色，以致沦为一场宫廷政变的牺牲品，甚至连整个王朝都有覆灭之危。而在苟延残喘的南宋，赵氏王朝也瘫痪在公共花园西湖的面前。越过烟雨迷蒙的湖岸，低回婉转的谣曲混杂着钟声，魅惑了偏安江南的君主和百官，把他们送入温柔的政治梦乡。
        
        花园就此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骗局。它是农业帝国的最高形态，制造盛世的迷人幻象，也是帝国的终结者，它不仅消耗建材和人工，也消耗皇帝及其大臣的生命，把帝国拖向极度衰微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造园工程都根植于酷烈的盘剥和欺压，它们需要启动专制机器，强征劳役和赋税，并制造出深刻的社会仇恨、以及大批消灭自身的敌人。
        
        
         慈禧玉照：这个狂妄擅权的女人，重蹈其亡夫的覆辙，迷失在她自己的后院
        
        但花园的瑰丽形态欺骗了帝国领导人，他们以为权力可以制造一切奇迹，包括帝国的永生形态，但花园最终却成了标示帝国死亡的墓碑。在弃园逃命一年之后，年仅31岁的咸丰皇帝就在几百里外的避暑山庄吐血而死，成为这座超级花园的最高殉葬品[2]。此后，守寡的王后叶赫那拉氏筹款再建颐和园，用以收集容貌英俊的男宠，并上演那些以她本人为主角的情色戏剧，而后者则更像是圆明园的低级版本，丧失了圆明园的复杂主体，却克隆了那些无限延展的回廊，重现着圆明园迷宫的特性。这个狂妄擅权的女人，重蹈其亡夫的覆辙，迷失在她自己的后院。
        
        圆明园再现了阿房宫的焚毁命运。它拥有大面积的优美水体，却在1860年和1900年被两度焚烧。这跟项羽律令和农民复仇无关，而主要是外国军队惩戒中国皇帝的后果[3]。放火者身份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但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也加入焚毁的行列，甚至有传言说，一个名叫龚橙的中国人引领英国军队进入花园，并亲手点燃了第一道烈焰。此外，大批中国人参与抢劫行动，从中瓜分那些精美的战利品，更有许多中国人卷入廉价的宝物收购运动，贩卖着那些从圆明园流散道民间的器物。此后几十年间，这些从圆明园流出的宝贝，一直是琉璃厂古董贩子的重要货源。在某种意义上，琉璃厂就是圆明园乳汁喂大的文化婴儿。
        
        
        圆明园遗址：从花园的废墟里，诞生了崭新的国族信念
        
        这是比阿房宫更为嚣张的火焰，两次燃烧在紫禁城的西郊，俨然一曲反面的颂歌。火焰是优雅的，蔓延出无数灵巧的火舌，到处舔食着木质和石头的建筑，像花环一样缠绕在门框上，喊出花园死亡的噩耗。[4]
        恭亲王奕訢在奏折里描述远眺大火时的反应：“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
        咸丰在奏折上批复说：“览奏，何胜愤怒！”皇帝和大臣的悲愤，交织在这版简洁的奏本里，犹如帝国的凄凉回声。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士大夫竟然怀有跟皇帝一样剧烈的伤痛。当时正在酒楼里的豪饮的汉族儒生陈宝箴，目睹圆明园的冲天大火，声泪俱下，痛不欲生。
        
        我们已经看到，就在火焰叙写圆明园结局的同时，一种共同语法的政治叙事已经出现。尽管中国居民在焚毁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焚毁花园的罪责，还是全部被外推给了西方殖民者。他们是种族灾难的唯一制造者。从花园的废墟里，诞生了崭新的国族信念，它逾越满汉之间的深仇大恨，转型为一种全新的大中华国族主义，进而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核心价值。
        
        这就是废墟所提供的政治契机。在花园焚烧的现场，升起了仇恨的火炬，它不仅要照亮了昔日繁华的花园，还要照亮民族创伤的记忆，并从这种自我照耀中获得孤立的信念。那些花园建筑的碎片——拱门、断垣、石柱、雕梁和台阶，像梦境一样浮现在20世纪教科书上，象征着旧帝国的伟大梦想。从来没有哪座花园像圆明园那样，承载了如此严峻的文化语义。它生前曾是皇帝私人享乐的喜剧，而在死后却转向了无尽的公共悲剧。它遗落的灰烬，比石头更加沉重。（作者：朱大可，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8月30日）

        [1]
        圆明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圆明园，仅指圆明园本身，而广义的圆明园，则包括北京西侧的皇家三山五园，它们包括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三山，以及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等五园。两次火烧的范围，均涉及广义的圆明园，即整个京西的三山五园。
        
        [2]
        据说咸丰之死是因为无法取到救命的鹿血，那些麋鹿原先被放养在圆明园的鹿圈里。英国军队的焚烧，导致鹿群的逃散和死亡，由此埋下了皇帝早夭的伏笔。但这显然只是一种托辞。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皇家御医有足够的时间来打造避暑山庄的鹿苑，以供皇帝救命之用。
        
        [3] 第一次下令火烧圆明园的，据说是英国远征军司令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the 8th Earl of
        Elgin)。1860年9月，英国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和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Henry Loch)
        打着停战的白旗前往通县和清政府谈判，被载垣和僧格林沁逮捕，跟此前被捕的英法联军士兵一起押往北京。监禁期间，俘虏遭到严刑拷打，创口都溃烂生蛆。39名囚犯中有20人死去。额尔金获悉这项暴行后，决意选择圆明园为报复目标，加以焚毁。其理由是紫禁城为中国政府驻地，属於中国人民；而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皇帝所私有。报复行动前数日，额尔金下令在北京张贴公告，宣布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
        ——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而当时士大夫大多认为，正是龚橙向联军提出烧毁圆明园的建议。作为爱国诗人龚自珍的公子、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中国密友，龚橙本人未对这项指控作出自辩。晚清诗人王闿运在长诗《圆明园词》中指证说，破落贵族（即指满人）乘机“倡率奸民”，假借联军之名，入内纵火，并哄抢财物。联军这才跟进园内，士兵们眼红于“中国暴民”的收获，遂在军官默许下加入劫掠行列。中外大盗边烧边抢，大火三日不息。毫无疑问，焚毁圆明园是中外联手的杰作，而不像官方教科书所言，仅仅是西方侵略者的无耻劣迹。参见王道成主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其余有关圆明园的史料，均可参阅该书。
        
        [4]
        英军翻译官斯温霍在《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里写道：“在圆明园的主要通道上，我们以伤感的情调，注视着飘荡的火焰卷曲成奇奇怪怪的彩结和花环，并最后捻成一股，环绕在大门上。从屋顶早已覆没的大殿中直升天空的一股黑烟，与嘶嘶嘘嘘、噼噼啪啪发声的正在燃烧的红色火焰，为这副现实的图画提供了强烈的背景，好像在为这场遍布周围的毁坏歌功颂德。”这是当事人对于火焰的感伤礼赞。转引自王道成主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zt abbs  :圆明园的呐喊：“不要再来伤害我”

10月18日，中国圆明园学会主办召开了“纪念圆明园建园3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会上，圆明园学会原副会长汪之力表示，应尽快恢复圆明园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并按原样重建总体十分之一的建筑物让圆明园成为保护世界文化的特殊纪念地。香港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会长、中国圆明园学会副会长潘祖尧建议集中保留已被毁的东北角西洋楼景区，而对于遗址中已荡然无存的荒野，要有考证地完全按历史原貌逐步进行复建。
　　是否应该对其部分重建，“废墟派”和“重建派”各抒己见。为此，12月6日，凤凰卫视大型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邀请了两派的权威专家、代表，“重建派”代表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沈阳大学清文化研究所黄晓明教授和北京中旅现代旅行社经济师吴世光先生，“废墟派”代表包括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中国环境促进会理事李小溪教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吴祚来先生，及特邀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廷芳教授，对此观点展开了激烈探讨。

　　圆明园是独一无二的

　　曾经在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事件中，持反对态度的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首先对圆明园的定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今天的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价值在于它的‘遗址’，而非昔日的皇家园林，因为那已经被烧掉了，它的真实价值就在于‘被烧掉了的’。同时，经过一百多年的自然演化，这个遗址公园里已经形成了具有北京地域特色的乡土生物群落，它是遗址完整性的有机构成。因此，圆明园遗址公园具有历史文化和关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的双重价值，这是维护公园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根本。如果有人怀恋士大夫和封建帝王们的造园艺术，那就请到苏州园林和北京其他皇家园林去欣赏。更何况艺术的价值在于其创造性和原真性，即使当年圆明园有独特的艺术价值，那么，今天重建的圆明园最多是一个名作的赝品，一如模仿乾隆时代的花瓶，人们推崇的中国园林的‘诗情画意’，最终只能是‘虚情假意’；如果有人想重建圆明园搞旅游娱乐，那就请到珠海或在横店什么的地方去挥霍吧，请不要在原址上打主意。毁掉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遗址去造一个假古董，那是及其荒唐的，是无知的表现”。
　　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王道成教授强调圆明园是个“万园之园”，因此，我们今天就应该有必要对其精华的园林部分进行修复，以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及造园艺术的精湛水准。
　　如果要想展示圆明园的精华，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其建造的历史进行细细回忆……
　　清代的康乾盛世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刻。于是，从康熙帝就开始了这项耗时近150年的造园工程，而这其中却包含了无数普通劳动人民无以数计的心血，无数的纤夫赤脚于河道两侧，汗流浃背、血迹斑斑，只是为了从南方将皇帝喜欢的假山、顽石运送到京城……，很多人将生命牺牲在这项封建帝王的伟大“造园工程”上，其最后的展示固然是令人震撼的，但我们更应该清楚这是在拿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建造一个私人的家园，这种做法是令人担忧的。
　　法国诗人雨果见到圆明园后，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他不惜笔墨写下这样的语句：“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批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片片水池、一眼眼喷泉；再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
　　1860年10月16日，圆明园发生了改变，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那一天发生了改变。火烧前夕，英国的一位记者卖吉把圆明园的最后景象描述给了世人：“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是一种幻境，就是狂想也想不出我们眼前确实存在的现实，必须有一位诗人、画家、鉴赏家、历史学家和中国学者集于一身的人，才能解释和形容”，这是我们今天的国人所能重建、恢复的工程吗？即使想通过修复来再现所谓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之美，而这10%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有了这10%，剩余的90%则更难以保全。
　　我们更应该明白，艺术之美只是圆明园“真美”的一个方面，而透过艺术去分析其更深层次的内涵，才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所缺乏和需要的。而对于通过重建去找回所谓的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之美，那么我们的普通市民又有几人能真正读懂其中美的真正含义呢？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吴祚来先生对此评价到：圆明园的被毁，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更是人类愚昧的一种表现，作为遗址的它将与希腊的雅典卫城一样，为世人所牢记。而在遗址公园中保持原貌，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惯例，没有一个文明国家会在遗址公园中新建膺品古建，以所谓来再现文化景观的名义。

　　借圆明园事件来唤醒人们淡薄的文化保护意识

　　“神殿庙群里早已是顶盖无存，内里空空如也。雅典娜神像了无踪迹，地面到处坑坑洼洼。墙根躺着坍塌的断壁残垣，乱石嶙峋间惟有那几十根已是斑驳的白色大理石柱依然擎天而立，依稀可见当年的辉煌。那一根根屹立千年的石柱摸去粗糙坚硬铿然有声，无言无语却自有灵魂在内心里跳舞”……这是关于雅典卫城遗址的真实描述，然而它今天却成为希腊人的国家“名片”，为什么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我们却将目光不时的盯向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历史的见证物呢？
　　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不仅要看它如何生产辉煌与壮美，还要看他如何对待残缺与伤痛。抹去伤疤，不能改变历史，但抹去伤疤，却往往说明了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
　　上世纪中叶的“梁陈方案”曾经对北京城的保护发展提出过较为合理的规划：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这是一份历史文件，然而今天，它存在的价值，是告诉我们五十多年前，老北京曾经获得过一种“完整保护”的选择，新北京也是一度面对可能与北京伟大历史遗存并肩发展而相映和生辉的前景。
　　从这儿，我们应该学会用更长远的眼光去对待我们的文化遗址，因为，它们一旦被毁，将永不再现，即使后人可以建造假的来代替，这就是所谓遗址的真正内涵吧。
　　对于遗址的内涵，俞孔坚教授更是强调：遗址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所谓“真实性”，就是保留的遗址要真实于历史、真实于现在、真实于场地……，模仿、拷贝的都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所谓“完整性”，就是保留其自然场地的原貌，包括建筑的废墟和废墟上演化出的乡土植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廷芳教授说：圆明园作为一种废墟文化的代表，我们应该对其认真保护。虽然表面上看上去狼藉一片，没有任何美而言，而这却恰恰是圆明园作为遗址的真正涵义，它是无价的，因为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人类毁灭文明的“作案现场”。我们应该培养市民的这种保护废墟文化的观念，因为它们也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华文明并不仅仅只有“四大发明”那些令人骄傲的文明。

　　借圆明园事件来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中国环境促进会理事李小溪教授的一席话引起了大家关于“生态关注”的共鸣，她说：圆明园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文物，更在于生态，前者是被外国人毁坏的，而后者则是被国人毁坏的，我们希望以此事件来唤醒人们保护生态的意识。
　　在辩论现场，俞孔坚教授小心翼翼的拿着十余幅园林工人在毁坏圆明园生态的照片，那一棵棵生长于此的各种乡土木连根拔起，有的胸径达到20多厘米，以便种上统一的草坪和花卉，真实的场景照片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反响。据悉，在上世纪50年代，圆明园栽种了70万棵树木，现在大概只剩下10万棵，圆明园的生态系统已经遭受严重破坏。
　　面对将要重建带来的生态问题，俞孔坚教授强调，现在的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地表水每年在以1米的速度下降，因此，我们才会用“南水北调”的办法来补给北京城市用水。康熙时代的圆明园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皇家园林，但水对于今天的圆明园已经弥足珍贵。如果想借外地的水来维护重建后的圆明园用水，这是不符合我国政府倡导的节约型园林绿地精神的。
　　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大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创举赢得了国人的一致支持和赞赏。我们更应该去关心我们的生存环境，关心我们这个日益恶化的地球。

　　作为大学校园是圆明园的最好出路

　　关于圆明园的未来，叶廷芳教授说，在国际上有很多关于遗址的案例，但大部分都以保护为主，即不要随意对其更改，就像今日的雅典卫城一样。
　　对于这个话题，俞孔坚教授曾发表文章提议将圆明园非主体部分作为开方式的大学校园。他指出，由于圆明园紧邻中国最高的两所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因此，最宜作为两校开放式校园的延伸。更何况，两校园都是在原清代皇家园林基础上兴建，含圆明园部分园林，与圆明园仅一道、一墙之隔，有历史和地理联系。而且，北大、清华校园的使用功能与圆明园的公共教育和开放性质兼容。从国内外经验和北大、清华校园的管理现状看，历史文化遗产和遗址交给大学管理是最安全和最能发挥其教育价值的。
　　同时，俞教授以法国凡尔赛为例来对此进行阐述。在康熙大帝兴建圆明园的同时，法国的路易十四也在兴建其壮丽辉煌的凡尔赛宫苑，而今天的凡尔赛里的皇家菜园已经作为凡尔赛景观学院，昔日的马厩也成为凡尔赛建筑学院来使用，既发挥了教育作用，又使园林和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政府又减少了巨额的维护开支，一举而多得。
　　“如果圆明园遗址不能被用作北大和清华的开放式校园，既是圆明园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的不幸，后代将为我们这代人的狭隘和短见而遗憾！”俞孔坚如此呼喊。
　　“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圆明园啊！你的天空仿佛永远都是灰色的。读你，我仿佛读一部无声凄绝的电影，黑白色的，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灰色的枯树野草，还有灰色的几块石头。日薄西山之时，我置身于残破石柱拉长的阴影中，深深地屈辱从我胸口喷发出来；读你，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唤起了中华儿女挥戈驱寇的勇气和力量。因为屈辱与荣而铸成的理念已深深地融入每一个轩辕氏的血液中”，对于圆明园而言，这才是它的价值所在，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刚经历了圆明园铺防渗膜事件，随后又是今天的圆明园10%的重建事件，我们的圆明园——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已经承受不了再被人们这样折腾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