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圆明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圆明园，仅指圆明园本身，而广义的圆明园，则包括北京西侧的皇家三山五园，它们包括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三山，以及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等五园。两次火烧的范围，均涉及广义的圆明园，即整个京西的三山五园。
        
        [2]
        据说咸丰之死是因为无法取到救命的鹿血，那些麋鹿原先被放养在圆明园的鹿圈里。英国军队的焚烧，导致鹿群的逃散和死亡，由此埋下了皇帝早夭的伏笔。但这显然只是一种托辞。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皇家御医有足够的时间来打造避暑山庄的鹿苑，以供皇帝救命之用。
        
        [3] 第一次下令火烧圆明园的，据说是英国远征军司令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the 8th Earl of
        Elgin)。1860年9月，英国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和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Henry Loch)
        打着停战的白旗前往通县和清政府谈判，被载垣和僧格林沁逮捕，跟此前被捕的英法联军士兵一起押往北京。监禁期间，俘虏遭到严刑拷打，创口都溃烂生蛆。39名囚犯中有20人死去。额尔金获悉这项暴行后，决意选择圆明园为报复目标，加以焚毁。其理由是紫禁城为中国政府驻地，属於中国人民；而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皇帝所私有。报复行动前数日，额尔金下令在北京张贴公告，宣布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
        ——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而当时士大夫大多认为，正是龚橙向联军提出烧毁圆明园的建议。作为爱国诗人龚自珍的公子、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中国密友，龚橙本人未对这项指控作出自辩。晚清诗人王闿运在长诗《圆明园词》中指证说，破落贵族（即指满人）乘机“倡率奸民”，假借联军之名，入内纵火，并哄抢财物。联军这才跟进园内，士兵们眼红于“中国暴民”的收获，遂在军官默许下加入劫掠行列。中外大盗边烧边抢，大火三日不息。毫无疑问，焚毁圆明园是中外联手的杰作，而不像官方教科书所言，仅仅是西方侵略者的无耻劣迹。参见王道成主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其余有关圆明园的史料，均可参阅该书。
        
        [4]
        英军翻译官斯温霍在《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里写道：“在圆明园的主要通道上，我们以伤感的情调，注视着飘荡的火焰卷曲成奇奇怪怪的彩结和花环，并最后捻成一股，环绕在大门上。从屋顶早已覆没的大殿中直升天空的一股黑烟，与嘶嘶嘘嘘、噼噼啪啪发声的正在燃烧的红色火焰，为这副现实的图画提供了强烈的背景，好像在为这场遍布周围的毁坏歌功颂德。”这是当事人对于火焰的感伤礼赞。转引自王道成主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zt abbs  :圆明园的呐喊：“不要再来伤害我”

10月18日，中国圆明园学会主办召开了“纪念圆明园建园3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会上，圆明园学会原副会长汪之力表示，应尽快恢复圆明园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并按原样重建总体十分之一的建筑物让圆明园成为保护世界文化的特殊纪念地。香港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会长、中国圆明园学会副会长潘祖尧建议集中保留已被毁的东北角西洋楼景区，而对于遗址中已荡然无存的荒野，要有考证地完全按历史原貌逐步进行复建。
　　是否应该对其部分重建，“废墟派”和“重建派”各抒己见。为此，12月6日，凤凰卫视大型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邀请了两派的权威专家、代表，“重建派”代表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沈阳大学清文化研究所黄晓明教授和北京中旅现代旅行社经济师吴世光先生，“废墟派”代表包括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中国环境促进会理事李小溪教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吴祚来先生，及特邀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廷芳教授，对此观点展开了激烈探讨。

　　圆明园是独一无二的

　　曾经在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事件中，持反对态度的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首先对圆明园的定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今天的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价值在于它的‘遗址’，而非昔日的皇家园林，因为那已经被烧掉了，它的真实价值就在于‘被烧掉了的’。同时，经过一百多年的自然演化，这个遗址公园里已经形成了具有北京地域特色的乡土生物群落，它是遗址完整性的有机构成。因此，圆明园遗址公园具有历史文化和关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的双重价值，这是维护公园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根本。如果有人怀恋士大夫和封建帝王们的造园艺术，那就请到苏州园林和北京其他皇家园林去欣赏。更何况艺术的价值在于其创造性和原真性，即使当年圆明园有独特的艺术价值，那么，今天重建的圆明园最多是一个名作的赝品，一如模仿乾隆时代的花瓶，人们推崇的中国园林的‘诗情画意’，最终只能是‘虚情假意’；如果有人想重建圆明园搞旅游娱乐，那就请到珠海或在横店什么的地方去挥霍吧，请不要在原址上打主意。毁掉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遗址去造一个假古董，那是及其荒唐的，是无知的表现”。
　　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王道成教授强调圆明园是个“万园之园”，因此，我们今天就应该有必要对其精华的园林部分进行修复，以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及造园艺术的精湛水准。
　　如果要想展示圆明园的精华，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其建造的历史进行细细回忆……
　　清代的康乾盛世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刻。于是，从康熙帝就开始了这项耗时近150年的造园工程，而这其中却包含了无数普通劳动人民无以数计的心血，无数的纤夫赤脚于河道两侧，汗流浃背、血迹斑斑，只是为了从南方将皇帝喜欢的假山、顽石运送到京城……，很多人将生命牺牲在这项封建帝王的伟大“造园工程”上，其最后的展示固然是令人震撼的，但我们更应该清楚这是在拿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建造一个私人的家园，这种做法是令人担忧的。
　　法国诗人雨果见到圆明园后，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他不惜笔墨写下这样的语句：“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批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片片水池、一眼眼喷泉；再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
　　1860年10月16日，圆明园发生了改变，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那一天发生了改变。火烧前夕，英国的一位记者卖吉把圆明园的最后景象描述给了世人：“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是一种幻境，就是狂想也想不出我们眼前确实存在的现实，必须有一位诗人、画家、鉴赏家、历史学家和中国学者集于一身的人，才能解释和形容”，这是我们今天的国人所能重建、恢复的工程吗？即使想通过修复来再现所谓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之美，而这10%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有了这10%，剩余的90%则更难以保全。
　　我们更应该明白，艺术之美只是圆明园“真美”的一个方面，而透过艺术去分析其更深层次的内涵，才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所缺乏和需要的。而对于通过重建去找回所谓的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之美，那么我们的普通市民又有几人能真正读懂其中美的真正含义呢？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吴祚来先生对此评价到：圆明园的被毁，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更是人类愚昧的一种表现，作为遗址的它将与希腊的雅典卫城一样，为世人所牢记。而在遗址公园中保持原貌，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惯例，没有一个文明国家会在遗址公园中新建膺品古建，以所谓来再现文化景观的名义。

　　借圆明园事件来唤醒人们淡薄的文化保护意识

　　“神殿庙群里早已是顶盖无存，内里空空如也。雅典娜神像了无踪迹，地面到处坑坑洼洼。墙根躺着坍塌的断壁残垣，乱石嶙峋间惟有那几十根已是斑驳的白色大理石柱依然擎天而立，依稀可见当年的辉煌。那一根根屹立千年的石柱摸去粗糙坚硬铿然有声，无言无语却自有灵魂在内心里跳舞”……这是关于雅典卫城遗址的真实描述，然而它今天却成为希腊人的国家“名片”，为什么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我们却将目光不时的盯向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历史的见证物呢？
　　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不仅要看它如何生产辉煌与壮美，还要看他如何对待残缺与伤痛。抹去伤疤，不能改变历史，但抹去伤疤，却往往说明了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
　　上世纪中叶的“梁陈方案”曾经对北京城的保护发展提出过较为合理的规划：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这是一份历史文件，然而今天，它存在的价值，是告诉我们五十多年前，老北京曾经获得过一种“完整保护”的选择，新北京也是一度面对可能与北京伟大历史遗存并肩发展而相映和生辉的前景。
　　从这儿，我们应该学会用更长远的眼光去对待我们的文化遗址，因为，它们一旦被毁，将永不再现，即使后人可以建造假的来代替，这就是所谓遗址的真正内涵吧。
　　对于遗址的内涵，俞孔坚教授更是强调：遗址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所谓“真实性”，就是保留的遗址要真实于历史、真实于现在、真实于场地……，模仿、拷贝的都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所谓“完整性”，就是保留其自然场地的原貌，包括建筑的废墟和废墟上演化出的乡土植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廷芳教授说：圆明园作为一种废墟文化的代表，我们应该对其认真保护。虽然表面上看上去狼藉一片，没有任何美而言，而这却恰恰是圆明园作为遗址的真正涵义，它是无价的，因为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人类毁灭文明的“作案现场”。我们应该培养市民的这种保护废墟文化的观念，因为它们也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华文明并不仅仅只有“四大发明”那些令人骄傲的文明。

　　借圆明园事件来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中国环境促进会理事李小溪教授的一席话引起了大家关于“生态关注”的共鸣，她说：圆明园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文物，更在于生态，前者是被外国人毁坏的，而后者则是被国人毁坏的，我们希望以此事件来唤醒人们保护生态的意识。
　　在辩论现场，俞孔坚教授小心翼翼的拿着十余幅园林工人在毁坏圆明园生态的照片，那一棵棵生长于此的各种乡土木连根拔起，有的胸径达到20多厘米，以便种上统一的草坪和花卉，真实的场景照片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反响。据悉，在上世纪50年代，圆明园栽种了70万棵树木，现在大概只剩下10万棵，圆明园的生态系统已经遭受严重破坏。
　　面对将要重建带来的生态问题，俞孔坚教授强调，现在的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地表水每年在以1米的速度下降，因此，我们才会用“南水北调”的办法来补给北京城市用水。康熙时代的圆明园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皇家园林，但水对于今天的圆明园已经弥足珍贵。如果想借外地的水来维护重建后的圆明园用水，这是不符合我国政府倡导的节约型园林绿地精神的。
　　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大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创举赢得了国人的一致支持和赞赏。我们更应该去关心我们的生存环境，关心我们这个日益恶化的地球。

　　作为大学校园是圆明园的最好出路

　　关于圆明园的未来，叶廷芳教授说，在国际上有很多关于遗址的案例，但大部分都以保护为主，即不要随意对其更改，就像今日的雅典卫城一样。
　　对于这个话题，俞孔坚教授曾发表文章提议将圆明园非主体部分作为开方式的大学校园。他指出，由于圆明园紧邻中国最高的两所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因此，最宜作为两校开放式校园的延伸。更何况，两校园都是在原清代皇家园林基础上兴建，含圆明园部分园林，与圆明园仅一道、一墙之隔，有历史和地理联系。而且，北大、清华校园的使用功能与圆明园的公共教育和开放性质兼容。从国内外经验和北大、清华校园的管理现状看，历史文化遗产和遗址交给大学管理是最安全和最能发挥其教育价值的。
　　同时，俞教授以法国凡尔赛为例来对此进行阐述。在康熙大帝兴建圆明园的同时，法国的路易十四也在兴建其壮丽辉煌的凡尔赛宫苑，而今天的凡尔赛里的皇家菜园已经作为凡尔赛景观学院，昔日的马厩也成为凡尔赛建筑学院来使用，既发挥了教育作用，又使园林和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政府又减少了巨额的维护开支，一举而多得。
　　“如果圆明园遗址不能被用作北大和清华的开放式校园，既是圆明园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的不幸，后代将为我们这代人的狭隘和短见而遗憾！”俞孔坚如此呼喊。
　　“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圆明园啊！你的天空仿佛永远都是灰色的。读你，我仿佛读一部无声凄绝的电影，黑白色的，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灰色的枯树野草，还有灰色的几块石头。日薄西山之时，我置身于残破石柱拉长的阴影中，深深地屈辱从我胸口喷发出来；读你，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唤起了中华儿女挥戈驱寇的勇气和力量。因为屈辱与荣而铸成的理念已深深地融入每一个轩辕氏的血液中”，对于圆明园而言，这才是它的价值所在，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刚经历了圆明园铺防渗膜事件，随后又是今天的圆明园10%的重建事件，我们的圆明园——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已经承受不了再被人们这样折腾下去了！

五、关于“墙文化的影响”

叶先生说：
中国的“墙文化”，造成国民心理的单纯防守性，自我封闭性。

说这句话，叶先生并非第一人。早有人指摘中国建筑“封闭”——四合院是“小封闭”，长城是“大封闭”……对这一条，建筑界的同行大多一笑置之。因为大家都懂；世界上哪有不封闭的建筑呢？对建筑下的最朴实也最古典的定义说：Architecture is space enveloped for a reason（建筑是为某种理由封闭的一部分空间）。世界上从来没有无墙建筑，要说有，也只中国有。中国的亭子无墙，不过“亭者，停也”，让人停一停，可住不得。我算得涉足五洲，特别美国跑的地方多，到过不少社区，美国建筑规模大，数量多，但他们并不曾为人类提出比中国四合院更高明的居住模式。中国最封闭的天井式“一颗印”其实是最开放：它让每户拥有一片自己的天空。天无穷大，万分之一的天空还是无穷大，不能小看这份“坐井观天”的基本人权。西洋人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也曾用过天井，只知努力在墙上开窗，大家开，就意味大家搞不成，先拉帘子后关窗，开了等于不开。所以才有富豪为了享受他那一份天，高价买下孤岛，自我“封闭”起来。叶先生仿佛也贬斥“单纯防守性”。中国人若有此心理，那也不必贬斥，那表示中国人较早脱离动物界的游戏规则，不搞弱肉强食，不搞屠杀掠夺。中国修长城确实起了保护自己的作用，但长城从来不曾隔绝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市——除非在战时。“防守型”的民族应当受到赞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各国“兵部”现在都称“国防部”，不叫“进攻部”。说中国人“单纯防守”也不尽然，长城驻兵也为了便于出击，惹恼了中国人也会受到惩罚，两汉之攻匈奴，直到“扫穴犁庭”便是一例。中国人不曾利用历史机遇变成“帝国主义”，应当赢得全人类的尊敬。如若不然，中国人也能轻而易举地像摩西领导下的以色列人到处屠城，“按照上帝的旨意，把全城人都杀光，没有留下一个”，全世界单单留下中国人，那也未免乏味。

中国人的确拥有值得自豪的“墙文化”，不过大家习以为常，倒似乎是首先得到外国人的赞赏。在改革开放之初，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系由Rapson教授带领，最先取得访问中国的机会。一位研究生回国著了一本书，题名曰：Wall（“墙”）。他在中国到处看见墙，把空间分成大大小小，各式各样，感到丰富多彩，令他兴奋。佩服中国人如此善用墙这么个简单平常的建筑元素，收到西方人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中国庭园美学之高妙令人赞叹，其秘诀之一就在于善用墙及其化身：绿篱、山石……来分割空间，做到“移步换景”。美国建筑学生能对中国的“墙文化”作正确理解，值得我们中国同行刮目相看。其实叶先生对中国的墙也有赞辞：
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历史证物，它确确凿凿地证明中国人在意志和力量上能做到什么。

叶先生的赞辞似乎是对长城而发，我们希望叶先生能推而广之。

真正把墙用到十分尴尬，不得不奋力杀出一条美学血路的倒是西洋人。由于地中海周边这个西洋文化摇篮生态恶劣，西洋建筑被迫采用砖石，既作围护，又得承重，功能、力学和美学多方面的矛盾很不容易取得折衷，益此必损彼，不知费了多少建筑师的心血，才勉强取得平衡。一套西洋砖石建筑美学，居然弄得楚楚可观。我们对西洋前辈建筑师也该同情、佩服。我们有足够的木材作框架，墙不必承重，取得100%的自由。我们如果在建筑美学上取得了超过西洋的成绩，那是理所当然。隐隐之中，叶先生对西洋之广用砖石有欣羡之意，似乎不觉得他们是被逼上梁山，苦得很；他们做出了成绩，值得称赞，却不必羡慕。中国古人不蠢，他们不曾舍木材而用砖石。且不说建筑美学的成就，光从生态方面说，中国的木构和生土建筑自古易于回归大地，转世投胎多少轮回，不曾遗下大量难于消化的砖石建筑垃圾，也属功德无量。

叶先生说：“我们世世代代被无数的墙团团围住，眼界越来越狭小……盲目排外，与世界上其他优秀民族往来很少”，云云，这是活天冤枉。中国人从来胸襟宽阔，乐于吸收外来文化，不知接受了多少“胡”、“番”、“洋”的东西。即如建筑，中国在东汉张骞通西域之日，就已派甘英使大秦，观光西方建筑，《汉书》有记。北朝石窟，已见罗马“柱范”，南朝梁陵，也有Doric柱做法，较近的波斯、印度做法，更是大量引进，倒是欧洲人鼠目寸光，直到清朝才搞一点中国园林。明清都有海禁，委实误国，但明代防倭，可以理解；清朝则心怀鬼胎，谁也无法代他们辩护。但清朝也还在圆明园建了西洋楼，足见建筑这一块尚未被封闭得水泄不通。

六、关于“继承传统的误区”

叶先生说：
传统是必须继承的，怎么能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呢？我们的祖先在当时物质条件很简单，在艺术和建筑领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我们今天在更优越的条件下，还只知去重复它们，那确实是太“没有出息”了！

叶先生的主旨是“必须继承”，但“不许重复”。这个口号在敝同行中也算“耳熟能详”，但，共同的感觉是，这太难。继承与重复，据愚见，简直无法划断。愚见若容说得更“愚”一点，继承就是重复。了不起，在艺术和建筑领域，重复的手段有高下之别，文野之别，精粗之别而已，而重复是前提。我们的理论家，不似鄙人之“愚不可及”，可能比鄙人说得精巧，说得活络，说得更费解，更玄乎。但若要把道理说通，这个“底”非“透”不可。叶先生既然已经肯定“历史的延续性”，我们不妨用“延续性”更鲜明的生命打比。我们一旦拥有生命，我们就要无休止地重复心跳、呼吸、新陈代谢……谁要不屑于这类“重复”，谁就要中止生命的“延续性”，谁就是“找死”。

叶先生列举了近年中国建筑界的三大“误区”，鄙见以为，都有可议。

叶先生批评“继承成为对前人的形式和风格的单纯模仿和重复”，恕我唱点反调：经不起模仿，不值得重复的艺术，其艺术性=0。即使是“单纯模仿和重复”也不宜一棍子打死。洛阳唐三彩，明明是单纯模仿和重复，只要做到逼真到位，人们还是乐于收藏、赏玩，并不计较其为“真品”抑“赝品”，而承认其为艺术品。

模仿和被模仿，重复和被重复，谈何容易？不产生艺术的共鸣，就不会产生模仿和重复。Mona Lisa是艺术，不知经过多少画家临摹，临摹品也是艺术品。《兰亭集序》是艺术，更不知经过多少万人临摹过，“兰亭八柱”是“唐临晋帖，仅下真迹一等”，同样是国宝。市场上卖天价的所谓“创新”的现代艺术，究竟曾有几个人去临摹，大大值得研究。光是卖得好价钱，不一定是真艺术，市场有本事“炒”出天价。

叶先生说：“近20年来，古建符号胡拼乱贴，大量仿古建筑的出现就是有力的说明。”“胡拼乱贴”当然不好，但幸叶先生守住了分寸——没有断然一口反对所有拼贴——叶先生大概深知拼贴乃是西方文艺复兴建筑的基本手段，没有一栋文艺复兴建筑不是古建符号的拼贴——Pastiche，或曰“集锦”，换成当代更“科学”的表述，就是“集成创新”。叶先生提醒了我们，呼唤现代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是当务之急。说仿古建筑大量出现有点含糊，仿中国之古者早已不是大量出现，仿洋人之古者倒是铺天盖地，这种畸形狂热，真值得叶先生拍案而起，无情抨击。叶先生对北京“变成一个充斥着各种建筑式样的大杂烩”表示愤慨，我为叶先生鼓掌，但“大杂烩”之形成显然不是传统的过错。

叶先生说的第二点是：“继承”成为抵制革新的挡箭牌，尤其抗拒“反传统”的要求和努力。叶先生以为继承与革新势不两立，我却以为本当并行不悖，各行其是。如果“革新”经不起继承的抵挡，那“革新”就是“银样蜡枪头”，要它何用？我不知“抗拒反传统”是否至今仍是一条罪状——文革中曾经是。大家，包括文革中提出“反传统”口号的人，都明明知道，中国传统，既有糟粕，也有精华，怎能一锅煮，全部反掉呢？

叶先生举出西班牙的几位反传统的猛士，他们的千秋功罪如何评说，我不敢妄议。我愿加举一位美国老建筑师菲利浦•约翰逊。他古典功力深厚老到，设计都是高水平，但最后搞了个AT&T大楼，不伦不类，说是为了创新，我也里里外外看过，实在乏善可陈。这座建筑在纽约曼哈顿区域为另类，引起巨大争议。一位吹捧这座建筑的评论家遭到质疑，评论家妙语惊人：光是引起争议，使这座建筑一举成名，这就是巨大的无形资产，云云。一语道破天机，这种“创新”不是为了艺术。也有正直的评论家为约翰逊惋惜：为了阿附时尚，不惜作践一世英名，为了赶个浪头，沦为建筑界的“脱星”，实在不值。叶先生称颂“反传统是艺术革新的推进器”，“反传统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思维”，都宜再思。艺术革命应另有动力，怎能依靠“反传统”来推进？叶先生的说法很像是“不破不立”、“破就是立”……一类无理可喻的口号之翻版。“反传统”明明是一种含义模糊的破坏性思维，哪里看得出“积极”“创造”？盲目“反传统”之廉价、无赖，决不亚于盲目“继承传统”，其破坏性更远非盲目“继承传统”可比。盲目继承，至少也顺便留下了精华，盲目反，就一古脑全玩完！

叶先生的第三点说的是“继承传统的实质是学习前人的创造精神”。这句话似有语病。实质是实质，精神是精神，怎么转瞬之间，实质就变成了精神呢？我们说“实质”，总要看得见，摸得着。如果“眼空无物”，只剩下精神，还强说“继承”，岂非空话？叶先生说：“凡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都以重复为耻；即既不重复前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叶先生把“不重复”搞成了“教义”，神圣化了。其实呼喊“不重复前人”常常是本事不够，“不重复他人”常常是不知好歹，“不重复自己”常常是没有什么值得重复的货色。我不知凡高算不算具有现代意识的画家。我多跑了一些博物馆、美术馆，便知他一辈子只画几株向日葵，不断地重复自己。我也不知亨利•摩尔（Henry Moore）算不算具有现代意识的雕塑家，待我到加拿大多伦多美术馆为他开设的专门陈列室，才知他一辈子只设计了一对中国守门石狮子的变种。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照说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建筑师了，一生设计了一千座以上的住宅，可是经不起一位可恶的德国教授（Jurgen Joedicke）的泡泡图分析，实际只有一种，见冯纪忠、杨公侠译：《建筑设计方法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P34-35。马里奥•博塔在欧洲很“铳”，不才如余，仔细看了介绍他的文章，他的众多住宅作品，其实也只有一种，即中国的一明两暗三开间，不过是“变种”而已。可见重复并不仅是叶先生所说的“匠人习性”。这些重复，无伤大雅，不必忌讳。倒是“不重复”，其实易如反掌，搞点“见所未见”就得，但并不保证就成为其为艺术。我们曾花重价，请了一位洋“现代画家”来北京表演当众作“画”，他的助手在一张大画布上敷满胶油，他拧出一把大提琴出来坐在画布旁边装模作样“沉吟”良久，突然起身把大提琴在画布上摔破，让碎片粘满整张画布，“画”就算完成了。这张“画”，任谁想“重复”也不行，连他自己也决不可能“画”出第二张来。他即使跑遍全世界，也决不敢在同一地方表演第二次，“不重复”到了极端，算“艺术”乎？

叶先生在本书之末提出了一条口号：“艺术贵在原创，而原创都是一次性的”。这一条对其他艺术部类可信度和可行度如何，姑容缓议；对建筑却可肯定十分危险。建筑决不是一次性消费品，所以建筑师宁可忍痛割舍原创，哪怕建筑师也珍惜原创，但只要那原创是“一次性”，就非建筑所需。按照建筑本性，必须追求永恒，这是铁则！凭常识，我们都知建筑的寿命通常比人的寿命长，决不是一把牙刷，一双皮鞋，用过就扔。人们与他的家，具体就是房屋建筑，必须朝夕相处，其亲密度无异于父母、妻子、儿女。万般无奈搬个家，比离一次婚更恼火。没见新潮人物天天搬家，除非他在旅游途中。建筑聚合成环境，不仅是生活容器，而且是感情依托，历史载体。在环境中的建筑是“公器”，必须是“中性”，必须为公众所接受，在某些条件下容许取悦某一部分人，但绝不能下决心开罪任何人，更不能以建筑师一人一时的好恶强加于人。人们对不喜欢的画可以不看，不愿见的雕塑可以不摆，不爱听的音乐可以关掉收音机，唯独建筑，一旦建立，相比于人的寿命，几乎是永远存在，你不爱看也得看。不是每个人都有古罗马皇帝尼禄那样的狠气，把他所不爱看的罗马城一火烧光。世间有几个大人物能“一次性”地“消费”一座城市呢？所以建筑作为一门艺术，必须追求永恒，让众多的人，在很长时间，都能享受建筑师所提供的美好环境。即使是文艺作品，搞“一次性”也是昂贵的：歌只能唱一遍，画只能挂一天，戏只能演一场……都不够永恒，不够格进入传统。我们今后的文艺界如果都热衷于搞“一次性”，恕我杞人忧天，文艺界就必然要变成寸草不生的沙漠。


七、关于突破重围，凤凰涅槃。

叶先生在其文章的末节，向中国建筑界表达了良好愿望，他说：
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是在几千年的农耕时代形成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必须牢牢抓住改革开放的观念，与大时代的步伐保持一致。增强创造意识，我们很有可能在21世纪创造出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的建筑艺术品。

真正善颂善祷。他随后对建筑师提出五点建议，建筑师都该认真听取，严肃思考，择善而从。

叶先生首先呼吁“要突破封建意识的重围”，会令建筑界同人大吃一惊：都“社会主义”几十年了，我们建筑界怎么还在“封建意识的重围”之中而懵然不觉。“封建意识”究意是个啥？为啥如此顽固，反了几十年还纹丝不动？近几年学术界也纳闷，为“封建”寻根，竟找不到包括“封建”在内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知识产权该归谁家。马克思没说，恩格斯没说，列宁也没说，最后找到斯大林，也难聆取清楚的说法。中国的“封建”更是模糊，秦朝就“废封建”了，怎么到现在还要反？日本人把这个中国词语借过去，按日本汉字读音Hoken，来对译英文Feudalism，借尸还魂，还的是洋魂。“五四”时期，据说被陈独秀引进，谁也说不清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Feudalism有何共同之处，竟让这个洋魂困扰中国几十年。光问中国封建何时开始，就众说纷纭，有说西周，有说春秋、战国，有说秦汉，有说魏晋……概念如此模糊不清，早该断定这个学说可能误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之撰《“封建”二字不可滥用》一文（《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4-16转引自冯天瑜《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P193）说：“封建主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的一个政治术语”，叶先生把“封建意识”施之于建筑似乎也在“无限扩大使用”，要我们“突出……重围”颇有叫吉诃德先生攻击风车之嫌。尽管叶先生指出了“封建统治阶级政治哲学的核心”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也无济于事。因为中国经典中也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名言，完全与当今“改革开放的观念”——“与时俱进”合拍，能“与大时代的步伐保持一致，与世界潮流步调统一”，这些含有“与时俱进”意义的名言，不是“紧箍咒”，无须“彻底粉碎”。叶先生若能摆脱“封建主义”这个用滥了的政治术语的误导，他必能大量发现中国经典中的闪光点，发现中国建筑是人类无比辉煌的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的建议，才可能令我们中国建筑界真正振奋起来。

叶先生第二点勉励我们“要走出工匠心态”——这太难了，这抽掉了建筑的命根子，建筑学正是工匠心态的结晶，我们建筑师毫不讳言，我们正是工匠的门徒。中国建筑工匠的首领，或曰“国家总建筑师”，被称为“将作大匠”，建筑学在中国本是“大匠之学”，早已被简称为“匠学”。“建筑学”原是日本语Kenchiku对construction的意译，如果他们早年要译Architecture而且郑重其事，他们就该译成“匠学”。Archi是“首领”，tect是工匠，ture是带“学”、“术”、“艺”……之类意味的语尾，合起来，就是“大匠之学”，或曰“匠学”。西方人当然也尊重他们自己的工匠心态。如果工匠心态不好，叶先生也该同时勉励西方建筑师“走出工匠心态”。但是，“工匠心态”确实是人类文化中决不可少的一种宝贵心态，这个语词若经精炼，就是“匠心”，叶先生提醒了我：“匠心”该与“文心”对举，二者有同有异，本当平起平坐，互济为美。只惜“匠心”未取得应有地位，或者更难剖析，所以自古迄今，早见《文心雕龙》，而未见《匠心雕龙》。若容我写一本《匠心雕虫》，我首先要强调：匠心必然生发于理性层面。从理性生发的美是建筑美的根本。我们不妨就叶先生前文提出的建筑“五美”逐一复按。